法家有一個哲學基礎，概括起來只有三個字，就是「性惡論」。人的本性是善的還是惡的，在戰國年間諸子之間是有很多辯論的。對於我們來說，我們覺得人性善還是人性惡，這是一個哲學問題，但是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政治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如何去治理國家的民眾。如果人性是善的，那麼當然就有一套相應的治理方法；如果人性是惡的，那麼也就有另外一套治理方法。
當時孟子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說人一生下來就是全善的。那麼荀子認為人之初，性本惡，人一生出來就是全惡的。如果人性全善，那世界上惡從哪來呢？如果人性全惡，那麼人還怎麼去向善？你連向善的一個道德基礎都沒有。你至少要知道，甚麼是好甚麼是壞，然後你才可以知道選擇好的，或是選擇壞的。如果人性是全惡的，他連善惡是非的標準都沒有，他怎麼可能再向善？所以說，其實人性中是善惡同在的。
但是在戰國年代，性惡論也很有市場。那麼針對人天性是惡的假説，又派生出兩種不同的針對方法。一種針對方法是，如果人性是惡的，那麼我們可以儒家的王道或者說以聖人之道去引導他們去做一個好人。就等於是，如果人性不好，我們就往善的方向去引導，這是一種方式。
還有一種方式說，如果人性是惡的，我們就只能夠用最嚴酷的刑罰去懲罰他們，把他們像牲口一樣管著，這叫做以惡制惡。很不幸的是，法家認為人性是惡的，而且必須以惡制惡。法家它整個的一套政治理論也好，軍事理論也好，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人性本惡和以惡制惡上。
所以法家是不承認人的道德的，認為甚麼從來就沒有甚麼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根本就是沒有道德的，所有的人凡是他們表現出來的善、表現出來的好全是裝的。法家根本就不承認國君會對大臣有仁心，大臣會對國君有忠心，他的理論是，國君和大臣之間是一種僱傭關係，國君出錢，大夫出力，等於是互相一種商品交換。
君臣之間是僱傭關係，那麼君民之間是甚麼呢？是敵對關係。每一個老百姓都是想犯上作亂的，所以對他們一定要嚴厲，對他們一定要用嚴刑酷法，這就是法家的理論。所以如果你要看《商君書》，他就講他要廢止一切道德教化。而且說，「所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
《商君書》，又稱《商子》，明萬曆間刊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法家是嚴刑酷法、經常殺人的。在看到「法家」這兩個字的時候，很可笑的是很多人望文生義，說看到「法家」裡面有一個法律的「法」，就認為凡是重視法律的都是法家，包括他們認為管仲是法家、子產是法家、諸葛亮是法家、曹操是法家。
其實我認為真正的法家代表人物就是三個人，商鞅、李斯、韓非子。其中商鞅是始作俑者，韓非子是集大成者。韓非子走得比商鞅更遠、更荒謬、更極端，而且韓非子的法家是基於徹頭徹尾的無神論的。韓非子曾經講過一句話，一定要赤裸裸地用暴力去壓迫和剝削人民，把人民當牛馬驅使，不能夠讓他們有自由的思想，不能夠讓他們有自由的言論，不能夠讓他們自由的去行動。韓非子説，「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最高級的禁制令就是禁止人們的思想，叫做「禁其心」；然後「禁其言」，不讓說話，然後「禁其事」，不讓做。
韓非子是一個反智主義的代表。他要徹底割斷跟過去的道德教化和先民文化的聯係。他主張焚書，把過去的書全都燒掉。他說「明主治國，無書簡之義，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把過去所有的道德教化和先民們積攢的文化全部都燒掉。你們不要學任何的文化，也不要搞任何的道德教化，你們唯一做的就是按照我的法律來行事，如果你們要想學什麼東西，去找那些懂法律的官吏去學。這就是法家他的哲學和統治的核心。
崇尚人性本惡並以惡制惡的法家成了秦國的統治哲學，商鞅則得到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從徙木立信之後，商鞅公佈了他所要變更的法令，一場暴風驟雨般的變革從此拉開了帷幕。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很多人看到商鞅變法，幫助秦國實現統一的時候，可能也不會想到其結果是道德教化的淪喪和文化的斷層，這也是秦朝滅亡的原因，大秦帝國可謂「成也商鞅，敗也商鞅」。
商鞅變法是分成兩個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從西元前359年到西元前350年。在這一階段，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獎勵農業、懲罰商業；獎勵軍功、抑制貴族。也就是說他通過獎勵農業的方式，能夠讓國家多收稅、多打糧食。他獎勵軍功，任何一個人只要在戰場上立下軍功，砍一顆敵人的人頭就賜爵一級。
當時秦國的爵位一共是20級，有爵位的人出去可以坐漂亮的馬車，衣服可以穿得很漂亮，就是「任其華美不禁」。如果一個人要是沒有軍功，不管你有多少錢只能坐牛車，穿布做的衣服。他通過這樣的方式鼓勵秦兵在戰場上殺人。最後的結果是，秦軍一到戰場上，就拚命去砍敵人的人頭，所以《商君書》裡邊說，要讓士兵見到敵人就像狼見了肉一樣，「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所以，很多人都把秦國稱之為虎狼之師，就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的。
商鞅同時還搞了一套 。把每五家叫做一伍，十家叫做一什。一什的十家要互相監督。如果一家有罪之後，另外九家都要檢舉。如果不檢舉就腰斬，就是要殺掉而且死得很慘。那如果檢舉呢？這叫「告奸」，「與克敵同賞」，就是跟你殺敵得到同樣的爵位。
商鞅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去鼓勵告密。我們知道告密是最被人瞧不起的，通過出賣自己的朋友、鄰居，來謀取富貴，一直是被人最瞧不起的。但是商鞅控制老百姓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鼓勵告密，「告奸之法」、「連坐之法」。那麼商鞅的目的是什麼呢？他毫無避諱地說，他要把當時秦國的老百姓都變成「奸民」。為什麼呢？
商鞅認為，如果老百姓都是善良的，那麼互相之間你對我好、我對你好，大家生活就很平和，你信任我、我信任你，結果是民相親，老百姓互相之間都很親。而如果是奸民呢，你防備我、我防備你，沒有人有安全感，這個時候老百姓就覺得，如果我要享有安全感怎麼辦，我誰都不能信任，就只能依靠權力的庇護。這個時候老百姓就會去親近那些有權力的人。
《商君書》中商鞅是這樣講的，「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如果大家都好，老百姓互相之間很親近；如果大家誰都很壞，都是奸民，老百姓就會去親近制度。商鞅就是希望把老百姓變成奸民。
同時為了維護統治，商鞅制定了一整套的辦法，比如說禁止老百姓有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言論，而且禁止老百姓自由的遷徙。他要用盡一切辦法，把老百姓變成奸民、弱民、貧民、愚民。
商鞅覺得，老百姓因為他窮啊，所以你拿一點很小的利益就可以去誘惑他；因為他愚呀，所以說你告訴他甚麼，他就相信甚麼。商鞅就通過這樣一種方法，把秦國的老百姓變奸、變弱、變窮、變得卑微、變得愚蠢，這是他整個這一套變法最終要達到的目的。所以，我們看到商鞅變法，其實完全是反天道而動，反王道而動，或者說是反人性而動。
很多人覺得焚書，是像李斯或者是秦始皇幹的，其實商鞅在西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的時候，就明確地主張焚燒《詩經》、《尚書》和諸子百家之言。
商鞅通過變法，把秦國的百姓變成了好勇鬥狠之輩。這個時候，商鞅就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國外。他覺得這個時候就可以對外用兵了。
當時魏國剛剛死了一員大將，而且魏國的太子也是在戰爭中被俘了，魏國的國力受到很大的損失。商鞅覺得，在這個時候對魏國用兵，就可以搶來一個非常關鍵的西河這塊土地。那麼商鞅確實是使秦國實現了一時的富國強兵，但他濫殺無辜，逆天道而行，逆人性而行，他也必然會給自己招來報應。那麼商鞅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請看下集，《王霸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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